探寻旧石器时代的中华文明根脉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系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具有独特的属性、内涵和发展路径。它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和灵活性、适应性。这些特质在旧石器时代就已萌芽，根脉深长。中华文明体系的形成与神州大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华夏古人群的连续演化，以及史前文化的特定发展过程息息相关，是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的华彩篇章。

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地处东亚中心，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生活在如此广袤多元空间的先民，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便利，获取各类生存资源，发展出多姿多彩的区域性文化，并在气候波动时做南北间和高程上的迁徙移动，以趋利避害。研究表明，中国、东亚更新世的气候波动远逊于欧洲和美洲，即使在冰期，其寒冷程度也远不及欧美，甚至对于中国是否发生过真正的冰期一直存在争议。这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旧石器时代适宜人类生存繁衍。

　　中国地理位置相对独立，南有热带丛林，西南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西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等高山和中亚沙漠，北有蒙古高原和戈壁荒滩，东方则面海。它们虽不能构成人类迁徙的绝对屏障，但会给大规模人群的流动带来挑战，尤其在环境恶化时更是如此。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中，于气候适宜期迁徙至此的早期直立人生存繁衍，开枝散叶。其后虽有少量人群移入、迁出，但大规模移民很少发生;新来的小股人群只能融入主体人群中，其体质特征和文化特点虽偶有存留，但很快会被同化吸收。于是这里形成了富有区域特点的古人群和古文化，虽与外界“藕断丝连”，但区域特色持久、鲜明。这样的演化发展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历史时期仍然存续。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自更新世以来连续演化，生生不息。20世纪30至40年代，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化石时，发现北京猿人与现代华北人有一系列的相似特征，首次提出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乃至蒙古人种祖先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资阳、山西丁村、湖北长阳、广西柳江、广东马坝等地，发现了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化石，填补了直立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证据缺环。其后在云南元谋、湖北建始、陕西蓝田、湖北郧阳等地，发现了更早的人类化石，将华夏大地人类的历史进一步拉长。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吴新智等认为，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头骨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包括存在矢状脊、面部突出、颧骨高而前突、阔鼻、上门齿呈铲形、有下颌圆枕等一系列东方人类独有的性状，据此推论中国不同时期的古人类连续演化，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并提出不同地区古人群之间可能存在基因交流。

　　1987年，“现代人类出自非洲说”被提出，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本土古人群灭绝了，与现代中国人没有遗传关系。1998年，吴新智在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的基础上，发展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论述，指出中国、东亚自直立人以来人类连续演化，不存在演化中断，东亚本土与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虽时有发生，但未发生大规模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本土人群的代代相传是这里人类演化的主旋律。

　　其后的古DNA分析发现，包括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内的古老型人类对现代人群有过一定程度的基因贡献。而在湖北黄龙洞、广西智人洞、河南灵井、安徽华龙洞等多处遗址新近发现的人类化石，以及对大荔人化石的重新研究、对田园洞人遗传密码的破译，则使神州大地人类从古至今连续演化的证据链更加坚实、完善起来。

2.行为模式一脉相承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已有约 200万年的历史。研究表明，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古人群，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一脉相承并有别于西方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反映出该地区古人类具有特定的生存模式，笔者称之为“旧石器时代东方行为模式”，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就地取材，灵活变通。

东方古人类主要采用脉石英、石英岩、白云岩、砂岩、火山角砾岩、小块燧石等材料制作石器。与旧大陆西部古人类常用大块优质燧石制作石器不同，东方的石器原料相对质劣。针对这样的资源条件，这里的古人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对多种石材加以利用，开采方法简单实用、不拘一格。例如北京猿人用效率低而浪费大的砸击法，开发加工周口店地区质劣而量丰的脉石英;在四川盆地，古人类用简便有效的碰砧法从扁平的大型卵石上剥离大石片，进而加工使用;而在重庆三峡地区，面对大量圆钝、不易使用锤击、碰砧技术剥片的河卵石，古人则用摔碰法撞击出边缘锋利的石片，或将石体一分为二，为进一步剥片和加工创造条件;生活在云南甘棠箐遗址的古人群，在石器原料缺乏的情况下，将木质材料和动物的骨骼、鹿角制成工具，从而获得生存的资源，保障种群的繁衍。这些方法简便实用，充分体现了先民灵活变通的聪明才智。

制作简朴，追求实用。

东方古人类的石器大多简朴、实用，剥片技术的总体特点是机会性和随意性，使用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锐棱砸击法、摔碰法等多种方法，对石核基本不做预制和修理。加工技术亦相对简单，以实用为原则，对坯材加工程度浅，目标是修制出可用来切割的刃缘或用来穿刺的尖刃，不刻意追求工整性、规范性和美观性。很多石器具有多功能的属性，一器多用，而且经常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石片。这与旧大陆西部普遍采用两面加工技术和勒瓦娄哇预制技术、对石器做规范的深度加工形成鲜明对照。这反映出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务实、简约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

低限开发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

东方古人群在资源利用方面很少刻意寻找优质石器原料并进行长期、深度开采;所拥有的尖锋利刃、具有致命杀伤力的工具稀少，过度捕杀猎物的证据很少。这些迹象表明这里的先民对可用资源仅做浅程度的开发，在客观上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友好。

　　考古发掘表明，中国的多数旧石器时代遗址使用时间较短，表明造访这些遗址的古人群在不断迁徙移动，即当一个地区的食物资源趋于匮乏时，随即迁移他处以寻找新的资源。这种移居方式增强了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必把一个地方的资源开发到极致，也不必在技术和文化上做出重大改变，从而使文化传统得以稳定发展。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还表明，华夏古人类绝非抱残守缺之族群，而是在不断进取和创新。50—60万年前，生活在周口店第1地点的北京猿人依赖简单的砸击法开采利用脉石英材料;而距今约20万年，生活在周口店第15地点的古人群，面对同样的脉石英原料，已能驾轻就熟地利用锤击法加工成更加锋利精美的石器。

　　3万多年前生活在宁夏水洞沟遗址的古人群，做出了利用火的热能改造石器原料的重要发明，使石料质地更均匀，更容易被打击破裂进而被加工成规整、锋利的工具;约2万年前生活在江西万年仙人洞的先民，将湿泥盘筑，烧造成器，率先发明了陶器;约1万年前，华北先民种植粟黍、华南先民栽种水稻，开启了人类的农业之旅……这些重要的发明和创造，是华夏古人群对人类演化和文明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脉相承，格局稳定。

相对于旧大陆西部明显的阶段性发展变化，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变化缓慢，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稳定的发展格局，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华南居于主体的大型砾石工具组合和云贵高原的简单石片工具组合，从早期到晚期无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这些有别于西方、具有明确区域特点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绵延不断、平稳发展，表明这里的古人群连续演化、薪火相传，形成了稳定的文化传统。

3.华夏古文化兼容并蓄

　　中国本土人类连续演化、文化薪火相传，但并不排斥外来人群的迁徙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互鉴，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曾被所谓的“莫维斯线”划分为东西两大板块。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手斧这类西方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标型器，在我国百色盆地、洛南盆地、汉中盆地、丹江口地区和川西高原等区域也有集中分布。其中洛南和皮洛遗址出土的手斧、薄刃斧、手镐组合，具有阿舍利技术的典型特征;新疆通天洞和内蒙古金斯太遗址出土了距今4—5万年的带有莫斯特技术特点的石制品组合;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了距今4万年的勒瓦娄哇技术产品和石叶技术产品的混合体，与欧亚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的文化遗存高度相似。

　　以上这些证据表明，华夏大地至少在局部地区发生过东西方人群的迁徙、互动，与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些源自西方的文化元素出现在中国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说明东方古人类开放包容，对外来人群与文化并非一概排斥，而是兼收并蓄，进而为生存演化、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多元一体”“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的格局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初露端倪。资料揭示，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分异明显。在华南的大部分地区，以用砾石加工的粗大石器占据统治地位，加工简单粗犷，器类少，主要是砍砸器、尖状器(或手镐)和大型刮削器，而且从始至终变化不甚明显。北方则以石片加工的小型石器为主，加工相对精细，器类相对丰富，包括刮削器、尖状器、锯齿刃器、端刮器、雕刻器、石钻等类型，从早到晚的发展变化比南方显著。这两大区域性文化传统长期并存，但互有影响和渗透。当然，这样的南北二分法过于简单，两大区域内各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变体。例如在南方的云贵高原，石片石器居于优势;而在北方的少数遗址，则流行粗大的砾石石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深厚、多元的历史根基和久远、强大的文化基因，其根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华夏大地已有200多万年的演化历史，从直立人一路走来，生生不息;东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特色鲜明，一脉相传。我们应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前至旧石器时代，设立重大研究专项，汇集考古学、遗传学、人类学、古环境学和年代学等诸领域的科研力量和科技条件协同攻关，从源头上厘清中华大地人类起源、演化及文明孕育、发展的脉络和动因，彰显华夏民族及其文化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作者：高星，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